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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R="#FF0000">—--真相在哪里?评余秋雨《我等不到了》好吧。让我们客观地看看真相,看一下余秋雨是怎样“典型的学问君子”怎样“一个谦谦君子”吧。谢谢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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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相对照,前面自称“全部可信,不可能造假”,后面又说“有无限可校正的余地”,继续编造;如此出尔反尔,该教人怎样理解?
【按:余秋雨,众多的事实证明你公然造假,你却自称“全部可信,不可能造假”,如今又来“无限校正”以谎圆谎。叫人怎么再相信你?!】
封笔七年之后,余秋雨要重新改写自己的“一生”了。出版社换了,书的题目也不一样了,“《借我一生》可以不再印刷”了,卖不掉的就回炉吧。他的历史将在“纯手工写作”下被“刷新”,笔者以为,余秋雨又一次开始了“故事新编”之旅。
他在海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说,“中华文化的历史,就是‘君子’斗不过‘小人’的历史”。在这种思想支配下,余秋雨的这本新书弥漫着按捺不住的内心的怨恨。
怨天尤人
在《作者说明》中,他借一位虚拟的教授之口说,“什么一生,你和妻子近十多年的经历最为惊心动魄,但你显然顾虑太多,写得不清不楚。”余秋雨回首过去,这十多年来,真是灾难深重。可谓“惊心动魄”,寒天吃冰,点点滴滴在心头。他首先把一切责任归之于天,是谓“怨天”。
在笔者的观察中,余秋雨说话做文章,喜欢上纲上线,凡事好往大里说。他首先把所有姓余的明显毫不相干的名人都拉来充祖先,“凭一种难以表述的直觉,我猜我家应该是余阙、余渊之后,是从安徽流徙到浙江来的”(《我等不到了6页)。一个所谓的著名学者,认祖归宗居然如此不靠“谱”。他平白无故地总结出余氏“都是灾难中的生存者,因此绝不给别人增添灾难。”“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‘人’字的姓氏,无法想像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”(《我等不到了》7页)。
他莫名其妙地叩问历史学家闻所未闻的历史:“在十三世纪的马蹄血海中,为什么一切对立面的终端都姓余?为什么最后一面破残的的军旗上都写着一个‘余’?为什么在战争平息后一切邀功论赏、荣华富贵的名单中却又找不到余?”(《我等不到了》6页)。
他自问自答:“今后还会这样吗?可能还会这样。这是余家的命”(《我等不到了》7页)。当然,这也是余秋雨的命。
“让他们闹吧,灾难是我的宿命”( 《我等不到了》214页)。
“灾难是我的宿命,有一系列隆重的安排,其中一项就是承受诽谤”(《我等不到了》262页)。
余秋雨所谓“诽谤”,就是“他们闹吧”。他硬说所受到的批评全都是诽谤,批评者给他带来的是灾难。于是开始“尤人”,矛头指向批评者。
按照余秋雨的说法,许多批评者起初都是他的崇拜者。他用据说是他们自己说过的“终极”、“脊梁”等等来奚落他们,给他们取外号,以质疑别人的文品。
余秋雨从来不会想到可以换个方式思考,为什么这些所谓的“崇拜者”和朋友们会不约而同地“反水”,纷纷弃你而去?当初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应运而生,让人耳目一新,确实收到过许多赞扬。但是,玩弄词藻难以为继,没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走不了多远。余式散文或可作为应试教育的范本,却不宜表达真情实感。接踵而出的《山居笔记》已是差强人意,《霜冷长河》、《千年一叹》更是江河日下,一泻千里,不堪卒读。教人想恭维也无从下嘴。所谓黄台之瓜不堪三摘。既然一蟹不如一蟹,别人由赞扬转为批评,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?尤其是余秋雨傲慢自大地拒绝一切批评, 千亿国际甚至对批评者妖魔化,自然要引起别人的反感和不满。失道寡助,当初的赞扬者不能对你“从一而终”,不正是余秋雨自己“作”出来的吗?
余秋雨沿用当年写作组影射点名的手法,点了许多批评者。他还更新改造出许多故事来抨击他们。
他把批评一律称为“诽谤”,他借用一个过世之广西人杨某的口说:“据我统计,近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……放心吧,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记录,不仅是中国记录,而且是世界记录”(《我等不到了》217页)。
又是这位杨某说古远清:“这是一个曾经把你吹捧为终极坐标的人,现在跳到了相反的终极,竟然说你谋害了周恩来的养女,可能要篡夺国家的最高权力”(《我等不到了》218页)。
这位杨某先生接着说余开伟:“更好玩的是,这个评论家说,中国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,可能是你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发动的”(《我等不到了》218页)。
再说朱大可:“上海的一个文人揭露,有一个妓女也在读你的书,还把你的书与她的口红放在一起。因此判定你的书是文化口红,号召天下正经的妻子和丈夫都不要去碰”(《我等不到了》219页)。
且不管古远清、余开伟、朱大可对余秋雨的批评正确与否,他们会说这种令天下人耻笑的昏话吗?
【按:余秋雨的信口编造真是离奇!这些离奇的文字全都经过余秋雨自己的校读审阅,明显的都是余秋雨自己的口气和文风,实际上借用杨某之口,说余秋雨自己想说的话。这是余秋雨一贯的手法。】
对于诽谤,余秋雨也有他独特的解释。他借余鸿文的话说,“讨论诽谤,不必看内容,因为那必定是假的。讨论诽谤,只看它为什么发生”(《我等不到了》259页)。他先把批评者的批评定性为诽谤,断言“那必定是假的”,然后从讨论批评一步跨了过去,开始追查批评者的身份和动机。其实谁都明白,假话和诽谤,并不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,而是先有虚假,后有诽谤。如果是真的,就不是诽谤。比如说余秋雨是“石一歌”一员,参加过写作组,写过大批判文章,(就是证据确凿的真相,)而根本不是什么“诽谤”。
随意诬人诽谤,其实正是诽谤,一种更加恶劣的诽谤。
在《借我一生》中,他曾经编造过一个逼人忏悔的造反派“袁千悔”来影射余杰。现在,余杰早已不理他了,他又编造一个造反派“金万名”来贬损金文明。说这个造反派“从几个文科教授的著作中找出一大堆文史差错”、“开始‘咬文嚼字’”(《我等不到了》125页)。他一如既往地把金文明的批评比喻成“文革大批判”,而对批评本身不置一词,似乎金文明指出的那几百个文史差错已经不复存在。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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